在监督执纪执法实践中，纪检监察机关会遇到反映退（离）休党员领导干部兼（任）职的行为：有的接受原任职务范围内企业的聘任兼职取酬，有的充当企业有偿中介居间取酬形成长期利益链条。行为手段日趋隐蔽多样，甚至违纪违法及犯罪问题相互交织，造成不良影响。这需要进一步增强敏锐性，精准发现、精准认定、精准处理有关问题。

有关违纪违法行为界定

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不是一律不能兼（任）职，而是有明确的从业限制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九十四条、第九十六条，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“违反有关规定”兼（任）职，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。具体的“有关规定”包括《关于退出现职、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、任职有关问题的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《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（离）休后担任上市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、独立监事的通知》等法规制度。

具体而言，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从业范围限制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，从业时间限制为三年，从业程序限制为履行审批或备案手续，从业取酬限制为经批准兼职的人员不得取酬，经批准任职的人员，其行政、工资关系转入企业，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。故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兼（任）职的违纪违法行为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形：1.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三年内，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，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；2.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三年内，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和中介机构聘任，应履行规定程序而未履行规定程序的；3.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三年后，到企业和中介机构兼（任）职，应履行规定程序而未履行规定程序的；4.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，经批准到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单位兼职，但领取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报酬，以及股权及其他额外收益的；5.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，经批准到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单位任职，既领取企业薪酬，又保留党政机关各种待遇的。

需要明确的是，违纪、违法行为应根据纪法规范对象的身份予以区分：具有党员身份的退（离）休干部既构成违纪，也构成职务违法，而非党员身份的退（离）休干部仅构成职务违法。但是无论何种身份，只要存在违规兼（任）职行为，均由纪法制度予以规范。

涉嫌犯罪行为界定

实践中，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在职期间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，当时没有收受“好处”，而是在退（离）休后到企业兼（任）职，再把“好处”兑现；有些干部退（离）休后在企业兼（任）职，充当“居间掮客”行受贿之实……这些行为既符合违纪违法又符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。

区别违纪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，关键看是否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本人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他人谋取利益。如果行为人违规从事兼（任）职行为，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行为，则其取酬所得，构成违纪违法所得。如果行为人兼（任）职行为取得的收益明显高于市场交易正常价格，并与利用职务便利为兼（任）职单位谋利形成对价的，则构成受贿。

劳务取酬行为定性

实践中，部分退（离）休干部通过提供劳务行为的方式取酬。劳务行为不同于兼（任）职行为，虽然一方为用人单位，一方为退（离）休干部，但双方仅存在经济关系，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，故容易被相关人员利用以规避纪律约束。因此，对于劳务行为的界定应结合其实质进行甄别：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三年内，若劳务行为与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相关，则认定为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，仍受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约束，构成违反廉洁纪律；若该劳务行为收益明显高于市场价格，并与“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”形成对价，则涉嫌受贿，需要进一步深挖细查。党员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三年后，劳务行为虽不受兼（任）职行为纪律约束，但仍应当廉洁自律，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企业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特定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取酬行为

在退（离）休党员领导干部中，有一类专业技术人员，他们长期奋斗在教育、科研、文化、卫生等领域，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，为国家科技进步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》相关精神，对于特定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取酬行为应予以区别对待。具体来说：一是特定主体身份。不是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均适用，仅针对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老专家。二是特定工作内容。在重大工程立项、重要政策制定、教育培训、技术咨询、科技扶贫等专业工作中，离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都具有一定不可替代性，因此应鼓励离退休老同志贡献宝贵经验和聪明才智、发挥余热。三是严格审批。特定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兼职行为应当经组织批准，且应当在每年年底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单位党委（党组）汇报兼职履职及取酬情况。

实践中，还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，本身属于专业领域骨干，退休后重回原专业领域，为仅提供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服务，也应予以鼓励和支持，视情况区别处理。